槍桿子以筆桿子為先鋒，古往今來的沙場點兵無不是在提筆成行、落筆成列中展開的。
著者：Daniel Kalder 譯者：崑崙
獨裁者，誠然，乃惡人也。同時亦是糟糕的作者。然許多獨夫卻沉浸於身懷極佳文學天賦的幻象中。《我的奮鬥》和毛的語錄（亦稱《紅寶書》）是獨夫作集眾所周知的作品，但他們僅僅是龐大且如煉獄般的圖書館中的冰山一角。此類書籍並非個例：從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到霍梅尼的《伊斯蘭政府》，再到卡扎菲的《綠皮書》，不勝枚舉。
在20世紀暴政的全盛時期，獨夫的作品被放置於其個人崇拜體系的核心，由官方奉為神聖文本，施加於受制的觀眾。此類書籍往往不忍卒讀，然當其作者掌控著出版系統和教育體系時，可以拘禁和處決那些膽敢作出負面評價的人。
然而，當政權垮臺，這些書籍以極快的速度消失殆盡。那些在獨夫統治之下飽受苦難的人們想要繼續前行，未受苦難的人們則受擾於凋敝的經濟、屍山骸海及其不斷披露出的駭人的文章。 或許正是因此，我不認為將這些書籍掃除出記憶是一個好主意。今天，一代人已發展到忘記冷戰，且對於意識形態和簡化在上世紀所導致的大屠殺知之甚少的地步，但他們逐漸在媒體、學術、出版和政治領域中佔據了重要影響的位置。
受此驚醒，約八年前我開始閱讀這些獨夫的作品，如Harold Bloom於20世紀90年代對西方正典所做的工作，我按此法來處理這些作品。他們寫了什麼？他們是自行完成了這些著作嗎？他們所做的共性何在？我想要回答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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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設想，如好萊塢名流，獨夫並未寫作此享受他們聲名的作品。然雖常常如此（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幾乎不會花費精力去讀書，遑論寫作）但這卻不是一條普遍的規律。
於事實而言，20世紀的獨夫們在成為政治領袖之前往往是作家，在紙上書下意識形態想象的預演，待未來手掌千民萬衆以待操練。回顧20世紀初，列寧和墨索里尼在手掌大權之前，均有廿年出版作品的經歷；無獨有偶，鲁霍拉·霍梅尼在成為伊朗至上領袖之前關於伊斯蘭法學和神學寫就長篇大論。但是獨夫們掌權後亦執筆寫作。例如：列寧、史大林、佛朗哥、薩達姆侯賽因、薩拉查、卡扎菲和毛，均無暇於繁忙事務而抽空寫作。
其作品涵蓋的種類驚人。有如下小說：墨索里尼寫了《紅衣主教的情婦》（The Cardinal’s Mistress），一部難以捧讀的歷史小說；佛朗哥寫《種族》（Raza） 一部內戰的虛構題材小說；薩達姆侯賽因在其執政的最後幾年寫作四部小說，其中包括歷史傳奇《札碧琶與國王》（Zabiba and the King）。卡扎菲寫了不少微型散文；毛、薩拉查、史達林和胡志明均涉獵詩歌；史達林著寫一部語言學小冊子；恩維爾霍查，阿爾巴尼亞之獨夫，寫就了同其對手普魯斯特相比肩的一系列回憶錄，金正日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歌劇、新聞和電影領域的專題著作，電影領域包括洞察力十足的觀點，例如“電影之畫面必須置於熒幕方顯好看”。
這些著作當中的絕大多數均為糟糠，但卻頗有一番味道。品讀足夠多的獨夫作品，你便能覺察出這些作者的個人氣質：狂躁睿智之列寧、志堅味乏之史達林、自大傲慢之墨索里尼、極盡枯燥之經濟學家之獨夫 薩拉查...還有薩達姆侯賽因，於《札碧琶與國王》中寫作了領導力、孤獨、強姦和獸姦：
即使是一個動物也滿足一個男人的需求，如果它想和他性交。當一隻母熊擄走一個牧羊人進入伊拉克北部的山巒中，難道不是在試圖取悅他嗎？母熊擄牧羊人進入她的洞穴，看牧羊人，不會遵從她的需求同其性交嗎？難道她不會從樹上或灌木叢中收集堅果來給予牧羊人嗎？難道她不會攀爬上農人的屋檐而竊取奶酪、堅果、甚至是葡萄乾，來予餵牧羊人，以激起牧羊人佔有她的渴望嗎？
這些作品的核心是共產主義獨夫所製造出多如星辰的冗詞，此類獨夫誕生於“不出版則消弭”的社會主義傳統，其在於革命領袖藉助生產“理論”產品來生產權威。列寧手掌大權時已然擁有了現成的作品集——他作品全集的第一版於1920年出版，而此時俄國內戰如火如荼地展開。
當列寧往生，史達林迅速將自身生產為陵墓中木乃伊的卓越詮釋者。在蘇聯的第一衛星國蒙古，獨夫喬巴山安排翻譯列寧和史達林的著作，即使其他的黨員不會閱讀。史達林橫跨中東歐的封疆大吏使用出版的演說集和論文集，其中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的話，來確證他們的意識形態箴言，亦如今日之批判理論家引用那一撮預見能力堪憂的權威。